村庄名字，藏着山东威海市文登区的前世今生

站在大水泊镇的河边，水泊连绵，芦苇随风起伏。七百多年前，于姓先民来到这里，望着眼前的大片水域，直接管这儿叫了大水泊。

这名字起得实在，没有弯弯绕绕，人跟水土的关系，就这么凝固在村名里。往张家产镇走，清朝初年张家人搬来时，落脚的地方满是芦苇香蒲，方言里称这种水泽为“产”，村名自然成了张家产——人靠着水活，水也成了人的印记。

往山里走，又是另一番景象。

张家产镇的登登口村，名字听着有趣，但背后全是生活的痕迹。明末的人走到这，踩着河床上的卵石，“噔噔”作响，干脆就把声音变成了地名。

后来人图省事，写成了“登登口”，但走在那条老河床上，脚下石子摩擦的声音依然清脆如初。声音刻进村名里，也刻进了代代村民的记忆。

山是沉默的见证者。米山村的祖先从栖霞迁来，一眼看中了村北那座小山。山叫密山，村也就叫了 密山村。

到了清末，或许是书写简便，或许是口音流转，“密”字渐渐隐去，“米山”成了新名。山还在那里，海拔不过150多米，却稳稳地托住了整个村庄的历史。

而 泽头 这个地名，更是把地理特征说得明明白白——元代姓李的人家，在母猪河水泽的一个尖尖岬角上落脚。水泽之“头”，既是地形，也是家园的起点。

一、烽烟散尽，地名犹记金戈声

文登的地名里，藏着不少兵戈往事。文登营镇这个名字，直接把明代卫所制度“喊”了出来。明宣德十年（1435年），朝廷在此设兵营屯驻重兵，家属随军扎根。兵营撤了，人却留了下来，形成村落，连镇名都带着那段烽火岁月的回响。走在今天的文登营村，仿佛还能听到几百年前演武场上的操练呼喝。

旁边的教场东村 和 教场西村，更是把方位和功能都钉在了名字上——军营演武场的东西两侧，衍生出烟火人家。

高村镇的 墩后村，名字里有个不起眼的“墩”字。这个字背后，是明代沿海防御体系的关键一环——烟墩（烽火台）。村子建在烽火墩的北边，“墩后”二字，简单直白地标记了它与国家防御网络的位置关系。

同样，在大水泊镇和宋村镇，像屯杨家、屯宋家 这样的村名，一个“屯”字点明了身份：他们是明代军屯户的后裔。战时扛枪，平时种地，他们的存在本身就是明朝海防政策的活化石。

界石镇的大界石村，名字起得更直接。明朝嘉靖年间，村子附近埋着一块界碑，标记着辖区的分界。

地名由此而生。到了清朝乾隆年间，附近又分化出一个小聚落，原来的村子便在前面加了个“大”字，成了 大界石。

一块石头，就这样框定了两个村庄几百年的称谓。石头无声，却比任何文书都更长久地界定了土地与归属。

二、迁徙者的足迹：异乡变故乡

翻开文登的村名簿，满眼都是姓氏。高村、侯家村、宋村、朱家村……这些直接冠以姓氏的地名，像一枚枚简洁的印章，标记着一批批迁徙者落地生根的起点。

明洪武二年（1369年），高氏一族从安徽凤阳迁来，在一片陌生的土地上建起 高村。凤阳的钟离故土已成远方，文登的沃野才是子孙繁衍的新根。《高氏宗谱》里那些工整的字迹，无声诉说着一个家族跨越山河的跋涉。

清康熙五年（1666年），万氏族人从遥远的云南大理迁至文登。他们落脚的地方，被充满希望地命名为 万家村——一个“万”字，寄托的是人丁兴旺、基业长存的朴素心愿。族谱（《万氏宗谱》）成为连接新旧家园的脐带。

更久远的迁徙发生在南宋宝祐元年（1253年），林氏一族从福建莆田跋涉千里，最终在母猪河畔驻足。他们所建的 林村，历经近八百年风雨，已是文登第一大村。《林氏族谱》原件安静地躺在威海市档案馆，泛黄的纸页承载着一个大家族开枝散叶的史诗。

葛家镇的故事则展现了不同族群的交汇融合。唐代会昌年间，葛姓先民在此建立 葛家村。

时光流转到明崇祯十三年（1640年），吕姓人家迁入附近，形成 宫家庄（后称吕家庄）。两村相邻，共同设立集市，得名“葛吕集”。

1955年，两村合并为一个行政村，名称简化为葛家。从“葛吕集”到“葛家”，名称的演变抹去了具体姓氏的拼接痕迹，却抹不掉两个家族共同书写一村历史的记忆。异姓同村，共饮一水，不同的血脉最终融入了同一片土地。

三、土里刨食，名字里讨生活

农民最懂得脚下的土地。宋村镇 的 菜园子村，名字直白得可爱——明朝嘉靖年间，这里是官府的专用菜园。种菜种出了个村名，可见这片土地有多肥沃。《田赋志》里一行行枯燥的税收记录背后，正是这些菜畦供养了无数个官府的清晨。

靠近水的地方，名字里就带着浪花。泽库镇的港南村，位置就在五垒岛湾港口的正南边。渔民出海归来，抬头看见村名，就知道家到了。

泽库镇的姚家村，清初姚姓迁来时，就是看中了这里的鱼汛，捕鱼为生，岸上落脚。

岛集村的故事更有意思，元朝时这里还是个海岛，岛上居然开起了集市。后来陆地延伸，岛陆相连，集市成了村落，但“岛集”这个名字，像一枚贝壳，留存着沧海桑田的记忆。

紫草泊村（小观镇辖）的名字则飘着草药的清香。明朝时，一批南方采药人迁居至此，发现平泊之地遍生紫草——一种可入药的植物。他们就地建村，地名便取自这馈赠他们生计的草木。

而坦埠村（小观镇辖）的名字，则道出了农耕民对地形的敏感。隋唐时期孙姓建村于此，因地处黄垒河东岸一片平坦之地，四周环绕山丘土阜（“埠”即土丘），故名“坦埠”。平坦意味着易耕，土阜意味着少受水患，名字里藏着对安身立命之地的精准评估。

四、石头的传说与精神的丰碑

有些村名，带着传说飘来的仙气。界石镇的 晒字村，名字与一段悠久的民间叙事相连。相传秦始皇东巡至此，遇雨淋湿书简，见村民黄氏兄弟在龙形石上晾晒写满文字的树皮树叶，大为赞叹，“龙石晒字”遂成典故，村名也由此而来。

虽然正史无载秦始皇确曾至此，但“晒字”行为本身，却暗合了文登崇文重学的千年传统。苏东坡任登州太守时，就曾赞叹文登“至今东鲁遗风在，十万人家读书声”。晒的是字，暖的是对文脉的敬惜。

梧桐庵村（界石镇辖）的名字则透着清雅。清嘉庆十年（1805年），于姓迁入此地。首居者名叫“五桐”，村名初为“五桐庵”。至光绪年间，雅化演变为“梧桐庵”。一个普通人的名字，因开荒拓土的功绩而升华为诗意栖居的象征。

而在葛家镇，赤金泊村 的名称演变同样体现了对美好的向往。明代成化年间建村时，因附近水泊称“池子泊”。到了清道光三年（1823年），村民觉得原名过于俚俗，便取其谐音并赋予美好寓意，雅化为“赤金泊”——仿佛水泊中流淌着赤金，寄托着对富足生活的期盼。

文登的村名也铭记着近现代的峥嵘岁月与奋斗精神。登登口村那座 1969年修建的石桥和大礼堂 ，虽未直接改名，却成为村庄的精神图腾。

石桥石块人工砌筑，礼堂外墙巨石由村民从采石场肩扛手凿、精心打磨而成。它们被列为“威海市历史建筑”，铭牌上记录的是建造时间，村民心中铭记的则是那段“能吃苦、能干事”的“老黄牛精神”。

新发庄（米山镇）、南辛庄（泽库镇）这些名字朴素的村落，则是1950年代后兴修水利（米山水库）或垦荒运动的产物。它们没有古老的传说，却真实记录着新中国初期人民改天换地的集体身影。

五、红色血脉与山海的馈赠

文登的山川，浸染着浓重的红色。天福山并非一个村名，但1937年12月24日在此爆发的天福山起义，点燃了胶东抗战第一把火，组建了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三军。这份融入血脉的忠勇，虽未直接冠于某村之名，却成为文登全域最深沉的精神底色。

在革命战争年代，仅有3.2万多人参军入伍的文登，走出了130多位将军，7700多名英烈血染山河。这份“忠勇不屈、家国为先”的红色基因，早已超越具体地名，化作地域精神的不灭火种。

山海之间，文登的村庄也享受着自然的慷慨馈赠。

米山镇因米山水库 而闻名，这汪碧水滋养着威海。

靠海的泽库镇、小观镇，村名里或许没有直接写“海”，但 港南村 的港口、岛集村的岛屿记忆、东浪暖村（小观镇辖）那“水流不息”（东浪浪）的名字，无不透露着靠海吃海、向海而生的生存智慧。

而 温泉社区（环山街道）的名字，则直白地宣告着地下热水的慷慨。

2005年，因丰富的地热资源，这个新社区被命名为“温泉”，吸引着八方来客在此放松身心，享受“秦始皇同款”汤浴（民间相传秦始皇曾在此沐浴）。自然之赐，经由地名，转化为惠泽今人的宝藏。

地名也记录着管理的痕迹。

张家产镇的 大官庄村，名字就带着“官”字。明代官府在此直接划地建庄，进行集中管理或屯田，“官庄”之名由此确立。

七甲村（小观镇辖）的名称则源于清初的基层编户制度——“甲”。该村旧属宁海州胜泉都第七甲，“七甲”成为它跨越时代的身份代码。这些名称，是王朝治理体系在乡土社会落下的清晰戳印。

村名如种子，扎根于文登的山水之间，生长出千姿百态的故事。

它们或直白记录 大水泊 的浩瀚、岠山 北坡（爬山后）的方位；或烙印着 文登营 的铁血、墩后 的烽烟；或凝固着 高村 、 林家的迁徙足迹；或诉说着 菜园子 的辛劳、岛集 的变迁；或升华着 梧桐庵 的诗意、 晒字 的文脉；更铭记着 登登口 礼堂的汗水、 新发庄 的拓荒。

行走在文登的乡野，默念这些穿越时光的名字，便是在触摸这片土地最深沉的呼吸与心跳，读懂一个“文”字何以立身，“登”字何以传世千年。地名不语，却道尽了人间沧桑与不朽传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