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梦玮：散文家从事的是“往日情感”的考古学

作家贾梦玮。

对于大千世界，贾梦玮是个“有情”的旁观者。他认为人的生命由情感造就，虽则往日的情感“常常被遮蔽、扭曲、异化、遗忘”，他却不倦地去打捞它们、复原它们、擦亮它们。他把它称之为“往日情感”的考古学。

2025年，贾梦玮散文集《往日情感》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该书收录贾梦玮从青年时代至中年的散文数十篇，这些文字记录了作家跨越半个世纪的所见、所思、所感，也记录了他与世界狭路相逢时的因缘际会。

在贾梦玮看来，散文家混迹在人间，是芸芸众生的朋友：他写《地铁上也有生离死别》，“地铁上的人生百态，是别一样的滋味和风情”；他站在阿维尼翁教皇宫的广场，目睹白衣修女与男青年隔着栅栏说话，慨叹人生在《此岸》而梦想彼岸；他回忆书斋的往事、乡村的变迁、母亲缝制的布鞋、失去的童年瓜园；在卧龙岗上凭吊诸葛亮，在花洲书院追忆范仲淹，游走于吴中大地，感怀从王鳌到柳亚子的江南文脉的盛衰。作为国内知名文学刊物的主事者，他最关切的莫过于知识分子的境遇，在《知识分子的表情》一文中，以嬉笑怒骂之姿为当代知识分子传神写照，读来令人喷饭，又发人省思。

与《往日情感》一道，贾梦玮的另一部历史随笔《红颜》（原名《红颜挽歌》）也由上海文艺出版社修订再版。书中述及翟叔隗、班婕妤、西施、虞姬、吕雉、陈阿娇、卫子夫、独孤皇后、武则天、孝庄、慈禧等一系列中国历史上的传奇女子的人生故事。鲁迅先生曾言：“向来的男性的作者，大抵将败亡的大罪，推在女性身上，这真是一钱不值的没有出息的男人。”在《红颜》中，贾梦玮将女性“提升到大写的人的层面”，放入历史情境重新加以审视，给与了一直被曲解和无名化的宫廷女性角色应有的尊重。

作家潘向黎曾赞贾梦玮为“红颜的知己”，贾梦玮则从红颜身上洞悉千百年来封建专制统治下人性的悲剧。他无意成为一名女权主义者，而是说：“我一直在努力做一个‘人性主义者’，用文学的方式理解人、关心人。”

访 谈

优秀的文学创作应是知识分子写作

南都：《往日情感》是2025年新出版的散文集，其中收录的篇章大概写于什么时段？将书定名为《往日情感》有什么特殊意义？

贾梦玮：我特别喜欢“往日情感”这四个字。今天的每个人，都是“往日情感”所造就。但往日情感常常被遮蔽、扭曲、异化、遗忘，散文家某种程度上所从事的就是“往日情感”的“考古学”，还原真相，重现往日情感的丰富性、多层次性。这是散文家的职责和主业。《往日情感》里的篇章写于我从青年到中年的不同时间，但大多数写于近几年。所写内容涉及我从童年到如今半个世纪的经历及所感、所思，从中也可以看到一个男性的成长史。最真实、具体、精致的“往日情感”“存盘”在文字中。

南都：作为一位散文家，您是否时常在生活中保持着“旁观者”和“观察者”的姿态，就像在地铁里一样？

贾梦玮：优秀的散文家是社会、人生的“观察家”，见他人所未见，或者能换一个角度见他人之所见，有着更宽的视域、更远的景深、更细微的观察。散文家绝非“旁观者”，因为他对描写对象满怀深情，这是文学的大爱。“将心比心”，与写作对象共情，主客体融合，才可能写出好文章。

南都：《此岸》也是一篇非常耐人寻味的散文，将法国阿维尼翁修道院门外的男女、南京江北兜率寺的母子和江西葛仙山顶的年轻道士三个故事放在一起，平静而哀伤。您为什么会被旅途中的这些不起眼的瞬间触动？请谈谈您个人的此岸与彼岸之思。

贾梦玮：散文家是多感、善感者。这三个场景都是我亲身经历。每次都有或多或少的同行者，但可能只有我一人为这些场景所真正打动，为境中人牵肠挂肚，并且字斟句酌地把他们写下来。我是一个文学意义上的泛爱者，我惦念我接触过甚至只是见过的人。这三个场景出现在我人生的不同年代，冥冥之中，我和场景中的人是在互相等待，终于有一天，我把这三个故事绾在一起，成就了这篇名为《此岸》的文章。既是寻找，也是等待；既是“天成”，也是“人为”。

对于芸芸众生，“彼岸”是向往，但不能落实，除了宗教，没有人能准确知道彼岸的情景。《此岸》的三个场景，都跟宗教有关，依次为基督教、佛教、道教，场景中的主人公处于走向宗教的某个片段，是试图挣脱此岸的瞬间，尤其让我动容。其实，我们大多数人都处在这样一个阶段：试图挣脱尘网，但红尘仍具有很大的吸引力，所谓尘缘未了。所以，是在此岸对彼岸的眺望，但还人还是在此岸。此岸，就不免纠结、伤感、痛苦。我同情他们，但我帮不了他们。

南都：《知识分子的表情》一文给人很大的触动。从一个文学杂志的主事者和编辑的角度，您认为当代作家知识分子最大的精神困境是什么？在中国的当代文学范畴里，是否存在真正的知识分子型写作？

贾梦玮：现今的知识分子状况堪忧，这我在《知识分子的表情》中已有述说。知识分子精神主体的贫弱和客观环境精神气候的少包容是主客观两方面的原因。应该说，在当今中国社会，优秀的文学创作理应都是知识分子写作。

努力做一个“人性主义”者

南都：《红颜》是非常精彩的一本书，也是非常契合时下的独立女性叙事话语的一本书。它首次出版于1999年，26年后再读少作，您个人有什么感受？您觉得上个世纪末、《红颜挽歌》写作当时国内女性的生存境况和现在有何区别？

贾梦玮：谢谢你对《红颜》的肯定。这次修订，除了把书名由《红颜挽歌》改成《红颜》外，只是修订了一些明显的引用和字词错误。当年的书名是出版社定的，我资历尚浅，要反对心有余力不足。这次我坚决不唱“挽歌”，另外一半被“挽歌”了，男性也无以安身立命。男人、女人，本是一根藤上的瓜，是命运、情感、生命共同体。

当年出版社是有两个选题让我选：一是后宫女性，一是太监。现在想来，在专制体制之下，男人和女人都避免不了悲惨的命运：后宫那么多女性围着一个男人转，不是“宫妒”就是“宫怨”，是身心两方面的摧残。后宫男性除了皇帝之外一律要进行生理上的阉割；前殿上的臣子是精神上的阉割。无论是对女人，还是对男性，专制都是恶贯满盈。

中国近现代以来，女性地位大幅度提高。我了解的情况是：女性的生存状况存在着东西、南北的差异。一般来说，东、南部的女性地位比西、北部的高。这四分之一世纪以来，此种情况变化不大。再往前推，女性的生命本体被遮蔽、曲解、污名确是事实。今天读我年轻时候的文章“仍时有会意、会情、会心处”，所以我和出版社都很愿意再版它。在此我也要感谢上海文艺出版社的知遇之义。

南都：在《红颜》一书里，你写到了历史上一系列著名的女子，包括翟叔隗、班婕妤、西施、虞姬、吕雉、王政君、陈阿娇、卫子夫、独孤皇后、武则天、上官婉儿、杨玉环、孝庄、慈禧等等。这些女子中，您个人最欣赏和佩服的是谁，为什么？

贾梦玮：班婕妤、西施、虞姬、陈阿娇、上官婉儿、杨玉环等相对来说都是被动的受害者，让人深深地同情和惋惜。吕雉、独孤皇后、武则天、孝庄、慈禧都是主动改变女性命运的女主。独孤皇后倡导、要求皇帝一夫一妻，但在专制政权之下最终注定实现不了。吕雉掌握权力之后，公报私仇，放纵人性中邪恶的部分，成为女性恶的象征。武则天、孝庄、慈禧不仅改变了自身的女性命运，而且掌握了权力，部分实现了她们政治目的。武则天成为千古一女帝，政治有为、统治有方，但为了登上皇位，成本太高了。慈禧在清王朝走向衰亡时成为女主，一方面手段多面、大权在握，一方面也承担了不应由她全部承担的历史责任，她同时也是一位可怜的女人和可怜的母亲。如果一定要说女性主义，武则天、慈禧是女性主义中的“法家”。我最佩服的，要数孝庄。她是女性主义中的“儒家”。为了大局，为了家国，她能委屈自己，与虎谋皮，折冲樽俎，避免了清初的政治动荡和生灵涂炭，客观上最大限度让生民受惠于她。她是母性的、克己的、隐忍的、智慧的。

散文是“对己身的剖白，对他者的深情”

南都：多年来您一直从事散文随笔的写作，成就颇丰。请谈谈您对散文这种题材的理解。您认为好的散文需要具备什么素质？

贾梦玮：散文是最自由的文体，其他文体的手法都可以拿来为自己所用，如小说的情节与人物塑造、诗歌的意象、戏剧的场景和人物对白，都可以成为散文的一部分。叙事、议论、说明都可以抒情，散文家可以在文中适时表达自己的观点和情感，直抒胸臆。散文家这个人可以和文章充分融合在一起。

散文家精神情感的质量决定了散文的质量，散文气与格的进步得益于散文家人格的提升。韩愈所说的“气盛言宜”，“发言真率，无所畏避”很考验散文家的艺术勇气和艺术良知。我对自己的要求是“对己身的剖白，对他者的深情”，否则无以成立。在中国传统中，文章、散文是最重要的文体。散文如何走向未来，如何适应人生的需要和时代的发展，值得有志于散文的作家思考、实践。

南都：2025年初deepseek横空出世，再次引发一场关于AI技术革命的讨论。几个星期前，著名儿童文学家郑渊洁在接受采访时说，AI四分钟就写出了一个郑渊洁风格的童话故事，作家这个职业将来一定会被取代。作为资深的文学编辑和写作者，您怎么看这样的观点？在人工智能技术突飞猛进的时代，作家还有存在的必要吗，写作的意义是什么？

贾梦玮：我想问AI：子非我，焉知我所爱、所恨、所思、所想？优秀的作家有着强大的精神之力和不可替代的个性特征，机器无法代替。人工智能可以激发作家的创新冲动：写出那个独一份的。创作是为了自我，也是为了读者；客观上最新的优秀文学创作，也是deepseek等人工智能的“营养食品”。AI可以成为作家的好帮手，比如提供资料甚至思路借鉴。那个混成、有机的文学作品，那个艺术品，最终还是要作家来完成。

机器终究是人所创造并服务于人。如果没有人的持续创造，机器将逐渐“平庸”不堪。罗丹说：“艺术，是人类最崇高的使命，因为艺术是要锻炼自己去了解世界并使别人了解世界。”文学的创作和阅读开拓了人生的宽度和深度，促进了自我内在的成长。文学终究是人的文学，而不是机器的文学。

本版采写：南都记者 黄茜